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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疫读书:“上医医国”与“商贾救亡”
发布时间:2020-03-16 09:00:11 浏览次数:

己亥冬至庚子春,即2019年底到2020年3月,新冠肺炎肆虐武汉、湖北,又扩及全国各省乃至于国外,武汉封城,我禁足于宅已然五十日,惟思虑、读书为务,现将学思小感呈献诸君,盼获指教。


一、上医医国

此题大意是,上等医生不仅治疗人体疾痛,还要医救国家病患。 

这个论题是在阅读以下两本书时体悟出来的。一为先秦的国别史名著《国语》。是书记录西周中期到春秋战国之交的历史,偏重记言论,有周语、齐语、楚语、晋语、郑语、吴语、越语等。我是从《国语》的《晋语》获悉“上医医国”之论的。另一本书是唐代医药大家、被称作“药王”的孙思邈的著作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。这两本书昭示了“上医医国”的辉煌思想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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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次大疫期间,武汉和来自全国各省市及部队的医护人员,战斗在抗疫一线,奋不顾身地治病救人,挽狂澜于既倒。一开始,形势是非常严峻的,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之下,病魔得到相当程度的制服。医者的职业操守和献身精神可歌可泣!他们的仁者之心、侠者行为,令人感佩。我曾为其题词——“仁心侠行”。我国古来记述医者“仁心侠行”的典籍,引起我们这些医学行外人的阅读兴趣。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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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概在十多天以前,我浏览唐初孙思邈的医药学名著《备急千金要方》,确有一种入山探宝的感觉。书中记录医者的懿言嘉行、琳琅满目,美不胜收,而尤其开人神智的金句,是书中的一段话:“古之善为医者,上医医国,中医医人,下医医病。”

意谓:古来擅长医术的医者中,最上等的是医疗国家的疾患,中等的是治人,再次一等的是治病。把医者划分为上医、中医和下医,上医之要,在于“医国”。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医者治病救人,从事的是一种高尚职业,历来为世敬仰。而古贤告诉我们,医者的使命不止于此,还负有为国除患祛弊的使命,这便是“上医医国”。孙思邈的这一宏论,并非他的首创,而是有渊源的,它的出典《国语》。《国语》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、《左传》的作者左丘明所作。后经学者考证,该书成书于战国初期,记述西周中期到春秋战国之际列国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言行。记晋国事的《晋语》为其中之一。

《国语》卷十四《晋语八》记述春秋年间的一件事情——医和探视晋平公疾。         

鲁昭公元年(公元前541年),晋国的国君晋平公生病,向秦国求医,秦景公派了一位叫和的医生前去治病。医和来到晋国之后,执政卿赵文子接待他,主客之间有一番对话。 

看完晋平公病的医和告诉赵文子,根据我的“淫生六疾”理论,诊断你们国君的病因是过于亲近女色,淫欲无度,现在病已深沉。随后,医和话锋一转,说晋君得此重症,与你们这些辅佐大臣平时乏于劝诫不无关系。

赵文子(名赵武)听后很不高兴,反诘医和:你们当医生的来治病,难道还要管到我们的国政上面来吗?这就引出一段传诵千古的名论。


文子曰:“医及国家乎?”对曰:“上医医国,其次疾人,固医官也。”


医和在回应赵文子的质问时指出,上等的医生是要医国的,其次才是疗疾治人,我们做医生的也是官员,有义务过问和治疗国家的毛病。

我以为,医和提出“上医医国”,也可以泛指各类职业者,无论你是做哪一门、哪一行、哪一业的,在完成专业职守之上,还承担着祛除国家弊端的使命。《国语》所载“上医医国”是一个精彩、深刻的论旨。

中外古今不乏医国的上医,我举三个人为例——孙中山、鲁迅、契诃夫。这三位都是医者出身。孙中山在香港和美国夏威夷学医、行医,目睹清末国政的衰败,认为在医病之外更需医国,首次呼唤出“振兴中华”这个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命题。他终身致力国民革命,给社会治病。鲁迅为了救治国民身体的虚弱,到日本学医。后来看了一部关于日俄战争的纪录片,一个给俄军当探子的中国人被日本人杀戮,群众神情木然地围观,这给鲁迅以巨大的心理震撼。后来鲁迅撰文说,愚弱的国民,即使体格如何健全、如何茁壮,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。身体再健康也毫无意义。所以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改变他们的精神。鲁迅便转而以文学医治国民精神的疾患,解剖国民性的病灶,成为一个医国的上医。鲁迅锋利的解剖刀指向过去以至当下社会的病灶。这是何等高超的医国之上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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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罗斯作家契诃夫是个医生,他在行医过程当中,洞悉沙皇俄国的社会问题,以其小说和戏剧,揭示国家的疾患,他的一篇小说《第六病室》,以一个医者深邃的目光,直击社会弊端,这也是医国。

孙中山、鲁迅、契诃夫,都是上医医国的显例。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在时下这场悲壮的抗疫战争中,涌现了一批由治病、医人进而医国的医者。虽然他们并没有明确意识到是在医国,更没有宣称是治国的上医,但他们的行为,实际上是在医国。下举两位医生的例子。

在2019年底,新冠肺炎已经发生并开始蔓延,当然还是处于疫情初期。相关部门从维稳需要出发,还因为要为省市两会召开制造升平气象,不向社会报告疫情,据说是怕引起人们慌乱,不利于社会稳定,所以封锁消息,而且对于向公众透露疫情的医生加以训诫,指为“造谣”。其后果就是贻误了控制大疫爆发的黄金期,而民众由于不知情,便有四万人参加的百步亭万家宴,有百余万武汉人春节前走访外省外国,造成疾患扩散,数万人感染、数千人亡故,武汉等地封城。特别是武汉,千万人的特大城市,封城五十余天,这是空前的事情。各地停工、停产,国民经济损失数万亿元。这些严重后果的肇因之一,便是堵塞言路,这当然是一种国病。而我们的白衣战士犯难而行,李文亮等一批医生,早期发现新冠肺炎在传染,立即警示社会、向朋友报告。他们受到训诫、压制,但他们的行为不仅仅是在治病,也是在疗治堵塞言路的社会疾患。有人说,一个受训诫的眼科医生,其行为实际上是医治了千千万万双眼睛,让人们审视社会的疾患。李文亮等人堪称上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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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一例是钟南山院士。2019年12月31号、2020年1月8号,两批专家到武汉考察,都宣称新冠肺炎没有人传人、疫情可防可治,将疫情轻描淡写,一笔带过。这就造成了社会的麻痹大意。而钟南山1月18日来武汉考察,依据实际,宣布新冠肺炎人传人,疫情严重,应该立即封城。这才有武汉1月23号宣布封城。如无此断、此举,疫情的播散还不知道要严重多少。与那些不敢面对真实情況,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掩饰问题的人相比,钟南山反其道而行之,从客观事实出发,作出明智决断。这样才促成国家上下动员,发起全民性的抗疫总体战。钟南山、李文亮们的言行,昭显了从医病、医人进而医国的上医风范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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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克思1875年在《哥达纲领批判》中,对于第一国际时期的一位机会主义者拉萨尔展开批评。拉萨尔崇仰“国家至上论”,认为社会和人民应对国家唯命是从,国家决定一切。马克思谴责拉萨尔的这种论调,在《哥达纲领批判》中指出,“国家需要人民对它进行极严厉的教育”。不仅国家要教育人民,同时人民也要教育国家,而且是极严厉的教育。需要人民监督国家、指出国家存在的问题,这样国家功能才可以健全运行。马克思的论述有深远的意义。国家有管理社会的职权和功能,但是国家必须受到人民的监督。国家同任何机体一样,都有可能在这种时候、那种时候发生病患,不会永远健康。国家有了病患怎么办?人民有义务、有权力参与治疗。古之医和、孙思邈,近之孙中山、鲁迅、契诃夫,今之钟南山、李文亮,便是医治国家病患的上医。只有上医多起来,国家才能长葆健康,人民幸福才更有保障。   


二、商贾救亡

商贾即商人。行商坐贾,在外面经营的商人叫商,坐在店里面卖东西的就叫贾。 

“商贾救亡”,是读以下书引申出来的论题,其一是《左传·僖公三十三年》,其二是《吕氏春秋•先识览》,其三是《淮南子•人间训》,这几本书载有古代商人弦高救郑的故事。另外,我还浏览了《抗日战争史》和《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》,里面涉及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航运救亡的故事。然后联系今天抗疫中民营企业家的作为,综议商人的社会功能。

中国长时期处在农耕文明、自然经济阶段,有“重本抑末”传统。“本”指农业,“末”指商业。四民排列秩序是“士农工商”,商贾屈居末座,在雅俗两层面往往不受待见,这其实是很不公道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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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文明史全过程来看,商业和商人具有重要的、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。商业的功能,民众皆有体验,许多思想家都有阐发,特别是《史记•货殖列传》对于商业和商人的社会作用有翔实而生动的载述。可以不夸张地说:没有商业和商人,社会无法正常运转,文明无法进步。

举近代史上一例,可见商人的重要性。

清末,左宗棠力排李鸿章放弃西北的意见。李鸿章是晚清第一重臣,他认为国家积贫积弱,财力、军事力有限,当前战略重点在东南,因为西方列强从这里打进来,海防关系国家命脉。有所重视就须有所放弃,时下只能放弃塞防。李议似乎有道理,但是,不顾塞防、放弃西北又是危险的。左宗棠指出,海防固然重要,但是塞防一旦失守,丢掉新疆、甘肃,国防线就就要退到陕西,敌锋直逼中原。 故左宗棠坚主西北用兵,平定新疆的阿古柏叛乱。阿古柏在沙俄支持下要把新疆分裂出去,如果阿古柏得逞,中国就国将不国。左宗棠深知国家财政困难,但他认为西征必不可少。1875年,年过六旬的左宗棠率领楚军远征,平定阿古柏,保卫了占全国面积1/6的新疆国土。左宗棠的这一历史功绩得到时人及后人的高度评价。 

但是我们不要忘记、不可忽略,左文襄公在清末财政困难、军力疲惫之际,能完成耗资巨万的西征,得益于安徽商人胡雪岩的金融运作。胡雪岩筹措了5000万两白银以供军需,这是一笔巨大的资金,要知道,当时清朝一年的国库收入也不过1亿多一点。这样才使左宗棠西北用兵得以运作,取得胜利。可以说,如果没有商贾胡雪岩的金融运作,便不可能有左军收复新疆这样一次关系国家命脉的军事胜利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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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下商人无可替代的社会功能且不详表,即以商人在国家危难之际的卓异表现而论,可谓商人不乏足堪世范,令人肃然起敬。

下面讲两位商人的故事:春秋的弦高和近代的卢作孚。

第一个故事——弦高犒秦师救郑。犒,就是慰问、犒劳,弦高犒劳秦军以救郑国。          

春秋是一个诸侯争霸、列国兼并剧烈的时代,有齐、晋、秦、楚几个强国,齐桓公、晋文公、秦穆公、楚庄王都先后当过霸主。秦国和晋国这两个强国一直是竞争对手。 

公元前628年冬,郑文公、晋文公相继去世。被压制多年的秦穆公急欲争夺诸侯长之位,打算趁晋国国丧、无暇外顾的时机,与驻守郑都北门的秦大夫杞子等里应外合,偷袭郑国,在中原腹地打下一枚楔子。于是,争霸野心膨胀的秦穆公不顾蹇叔的反对,派遣孟明视、西乞术、白乙丙三位将领率兵远征。    

秦军偃旗息鼓,悄悄经过晋国南部,千里行军,至次年春二月经洛邑(今洛阳),不理会周王室,继续行至郑国近邻滑国(今河南偃师一带)境内,郑国危在旦夕。恰在此时,郑国商人弦高要到周王室辖地贩牛,途经滑国,见状大骇,分析秦军至此,必为图郑,然郑国上下仍浑然不知,且国都尚有秦军可作内应,乡邦必遭袭灭,遂急遣人归国报告。同时,弦高冷静分析,料定秦孤军来袭,并无十足把握,难免瞻前顾后。遂灵机一动,佯装作郑使犒劳秦军,秦人以为郑国有备,必引兵退却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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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意定后,弦高将自己打扮一番,献出自己准备拿到周国贩卖的四张熟牛皮和十二头肥牛,假称自己是郑国使者,前来犒劳秦军,并派人回郑报信。见到孟明视等三位将领后,弦高佯传郑穆公之命,正色道:“我郑国君主听说贵军将经过敝国,特遣我前来犒劳贵国将士。敝国虽一向穷困,但贵军将士行军在外,如果想要住宿的话,我们仍然可以为贵军提供一天的粮草,如果要继续行军,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个晚上的守卫。”弦高一番外交辞令,令孟明视等人深信其为郑使。秦人琢磨自己袭郑之事泄秘,郑国肯定已做好准备,强攻恐难获胜,于是就地把滑国攻灭,然后班师回秦,郑国得保平安。

弦高的事迹在《左传》首载,之后陆续见载于众多典籍,比较重要的是《吕氏春秋》和《淮南子》。成书于战国末年的《吕氏春秋》,记载内容几乎一致。成书西汉的《淮南子》则描述更为详细,加了两段内容。一补写——郑穆公认为弦高有存国之功,准备给予厚赏,弦高坚辞不受,带着随从迁居东夷,终生不返故地。二补写——弦高讲拒赏的理由:我是假奉郑君之命犒劳秦师,乃欺骗之举。若因此举而获赏,是郑国无信义,“赏一人而败国俗,仁者弗为也”。我认为这是汉代人的添加之笔,意在渲染儒家的仁德思想。这种思想言论,不可能发生在春秋年间。

弦高仅为一名普通行商,并无官职,也未受委托,非为谋取私利,国难前义字当头,为国家安全而甘愿令个人财富受损,救郑国于危难之间,有高尚的情操,对祖国和人民有深切的责任担当,成为历代商人的表率。唐代诗人吴筠在《宗玄集•郑商人弦高》中赞道:“卓哉弦高子,商隐独标奇。效谋全郑国,矫命犒秦师。赏神义不受,存公灭其私。虚心贵无名,远迹居九夷。”我们千万不要小看、更不要鄙视商人。

第二个故事是卢作孚民生公司航运救国。疫情禁足期间,在家浏览《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》。这本辞典由我作序,惭愧的是,先前只看过这部篇幅浩繁的典册的少数条目,这次方挑选卢作孚及民生公司诸条仔细拜读,即大为感佩,对中国商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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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作孚(1893—1952),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、教育家、社会活动家,有“中国船王”之称。他出身贫寒,经过艰苦努力,积攒了一定的资本,1925年发起建立民生航运公司,后来成为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航运企业。1953年12月,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,毛泽东议及中国民族工业时说:“讲到重工业,不能忘记张之洞;讲到轻工业,不能忘记张謇;讲到化学工业,不能忘记范旭东;讲到交通运输业,不能忘记卢作孚。”这段话可以成立。

20世纪30年代中期,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伐的加快,卢作孚开始为抗战做长江航运准备。仅1935年秋以后的一年半中,民生公司在上海订造的新船就达二十一艘之多。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,民生公司已拥有轮船四十六艘,总吨位一万八千余吨,为长江航线的战时运输打下运力基础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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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沟桥事变后不久,卢作孚前往南京协助草拟抗日战争总动员计划,并号召民生公司将一切工作迅速转移至战争轨道,集中宜渝线上所有的轮船,抢运川军数十万出川抗日,并组织撤退长江中下游的工业设备、物资和人员至西南后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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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8年10月23日,武汉沦陷前夕,卢作孚飞赴宜昌,坐镇指挥民生公司将物资和人员向四川撤退。

宜昌是长江咽喉、入川门户,当时拥塞着三万以上军公教人员和九万吨战略物资器材待运入川,卢作孚只收平时运费的十分之一,亏本营运。武汉会战,中国空军损失殆尽,制空权落入日军方面,民生公司船舶冒着日机轰炸航行,船舶、人员损失惨重。当时长江上游的中水位仅能保持四十天,此后较大的轮船将无法航行,而按照正常情形,民生公司在此期间最多仅能运送一万四千吨物资,运输压力十分巨大。卢作孚集中民生公司的二十二艘轮船和两艘挂法国旗的中国船,冒着敌机轰炸,不停往返宜昌与长江上游各港口之间。第一批上船的有卢作孚亲自护送进舱的几百名孤儿难童,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,摇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的情景,观者无不为之动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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囤积在宜昌的物资按照轻重缓急实施分段运输,除最紧要及过于笨重的物资直接运抵重庆之外,其余先抢运至万县等地,再接运至重庆。此外,卢作孚还征集一千二百艘木船参与抢运。最大程度利用四十天中水位时间,将全部待运人员和一半以上的物资安全运抵后方。随后二十天,民生公司又抢运了两万多吨重要的兵工器材,直至长江水位已低落至不能大规模运输,战时运输最紧张的一幕——宜昌大撤退才落下了帷幕。

此后,民生公司继续抢运物资。在整个过程当中,民生公司一共输送了部队和壮丁二百七十万人,弹药、武器三十余万吨,运送军粮十一万吨,对中国抗战贡献巨大。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中外史书尝称卢作孚指挥的宜昌撤退为“东方敦刻尔克撤退”,这样比拟有道理,因为它们是二战期间最重要的两次大撤退,为反法西斯阵营保存了有生力量,可以并辉千秋。但这个提法毕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,我以为应予修正,改为敦刻尔克是“西方的宜昌大撤退”,因为宜昌撤退在先(1938)、敦刻尔克撤退在后(1940),而且撤退物资人员的规模,宜昌在敦刻尔克之上,故比拟的主体应该是宜昌。

令人感奋的是,在时下的抗疫总体战中,多方豪杰慷慨,各路人士竞力,而民营企业员工是其中的一支生力军,民营企业家堪称卓越。以我们比较熟悉的武汉大学校友会中的企业家为例,便足以显见,弦高、卢作孚后继有人。这里略举几例。

如陈东升的泰康集团在抗疫中巨额捐款,贡献大批医疗器材。艾路明的当代集团巨额捐款,提供千余台呼吸机等大批防控物资,建方舱医院和康复驿站,改造提供六千七百张病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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阎志的卓尔集团提供大量医疗设备,建立七家应急医院、三家方舱医院,捐款捐物数亿元,旗下六家酒店为援汉医疗队员及在汉医护人员提供住宿及生活服务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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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家们身先士卒,率员工奋战第一线。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从古代、近代到当代的般般事例中,可以见得,商人,民营企业家,具有崇高的爱国爱民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。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向他们致敬!

(文章出自冯天瑜教授口述  胡新整理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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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疫读书:“上医医国”与“商贾救亡”
发布时间:2020-03-16 09:00:11

己亥冬至庚子春,即2019年底到2020年3月,新冠肺炎肆虐武汉、湖北,又扩及全国各省乃至于国外,武汉封城,我禁足于宅已然五十日,惟思虑、读书为务,现将学思小感呈献诸君,盼获指教。


一、上医医国

此题大意是,上等医生不仅治疗人体疾痛,还要医救国家病患。 

这个论题是在阅读以下两本书时体悟出来的。一为先秦的国别史名著《国语》。是书记录西周中期到春秋战国之交的历史,偏重记言论,有周语、齐语、楚语、晋语、郑语、吴语、越语等。我是从《国语》的《晋语》获悉“上医医国”之论的。另一本书是唐代医药大家、被称作“药王”的孙思邈的著作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。这两本书昭示了“上医医国”的辉煌思想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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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次大疫期间,武汉和来自全国各省市及部队的医护人员,战斗在抗疫一线,奋不顾身地治病救人,挽狂澜于既倒。一开始,形势是非常严峻的,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之下,病魔得到相当程度的制服。医者的职业操守和献身精神可歌可泣!他们的仁者之心、侠者行为,令人感佩。我曾为其题词——“仁心侠行”。我国古来记述医者“仁心侠行”的典籍,引起我们这些医学行外人的阅读兴趣。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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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概在十多天以前,我浏览唐初孙思邈的医药学名著《备急千金要方》,确有一种入山探宝的感觉。书中记录医者的懿言嘉行、琳琅满目,美不胜收,而尤其开人神智的金句,是书中的一段话:“古之善为医者,上医医国,中医医人,下医医病。”

意谓:古来擅长医术的医者中,最上等的是医疗国家的疾患,中等的是治人,再次一等的是治病。把医者划分为上医、中医和下医,上医之要,在于“医国”。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医者治病救人,从事的是一种高尚职业,历来为世敬仰。而古贤告诉我们,医者的使命不止于此,还负有为国除患祛弊的使命,这便是“上医医国”。孙思邈的这一宏论,并非他的首创,而是有渊源的,它的出典《国语》。《国语》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、《左传》的作者左丘明所作。后经学者考证,该书成书于战国初期,记述西周中期到春秋战国之际列国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言行。记晋国事的《晋语》为其中之一。

《国语》卷十四《晋语八》记述春秋年间的一件事情——医和探视晋平公疾。         

鲁昭公元年(公元前541年),晋国的国君晋平公生病,向秦国求医,秦景公派了一位叫和的医生前去治病。医和来到晋国之后,执政卿赵文子接待他,主客之间有一番对话。 

看完晋平公病的医和告诉赵文子,根据我的“淫生六疾”理论,诊断你们国君的病因是过于亲近女色,淫欲无度,现在病已深沉。随后,医和话锋一转,说晋君得此重症,与你们这些辅佐大臣平时乏于劝诫不无关系。

赵文子(名赵武)听后很不高兴,反诘医和:你们当医生的来治病,难道还要管到我们的国政上面来吗?这就引出一段传诵千古的名论。


文子曰:“医及国家乎?”对曰:“上医医国,其次疾人,固医官也。”


医和在回应赵文子的质问时指出,上等的医生是要医国的,其次才是疗疾治人,我们做医生的也是官员,有义务过问和治疗国家的毛病。

我以为,医和提出“上医医国”,也可以泛指各类职业者,无论你是做哪一门、哪一行、哪一业的,在完成专业职守之上,还承担着祛除国家弊端的使命。《国语》所载“上医医国”是一个精彩、深刻的论旨。

中外古今不乏医国的上医,我举三个人为例——孙中山、鲁迅、契诃夫。这三位都是医者出身。孙中山在香港和美国夏威夷学医、行医,目睹清末国政的衰败,认为在医病之外更需医国,首次呼唤出“振兴中华”这个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命题。他终身致力国民革命,给社会治病。鲁迅为了救治国民身体的虚弱,到日本学医。后来看了一部关于日俄战争的纪录片,一个给俄军当探子的中国人被日本人杀戮,群众神情木然地围观,这给鲁迅以巨大的心理震撼。后来鲁迅撰文说,愚弱的国民,即使体格如何健全、如何茁壮,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。身体再健康也毫无意义。所以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改变他们的精神。鲁迅便转而以文学医治国民精神的疾患,解剖国民性的病灶,成为一个医国的上医。鲁迅锋利的解剖刀指向过去以至当下社会的病灶。这是何等高超的医国之上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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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罗斯作家契诃夫是个医生,他在行医过程当中,洞悉沙皇俄国的社会问题,以其小说和戏剧,揭示国家的疾患,他的一篇小说《第六病室》,以一个医者深邃的目光,直击社会弊端,这也是医国。

孙中山、鲁迅、契诃夫,都是上医医国的显例。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在时下这场悲壮的抗疫战争中,涌现了一批由治病、医人进而医国的医者。虽然他们并没有明确意识到是在医国,更没有宣称是治国的上医,但他们的行为,实际上是在医国。下举两位医生的例子。

在2019年底,新冠肺炎已经发生并开始蔓延,当然还是处于疫情初期。相关部门从维稳需要出发,还因为要为省市两会召开制造升平气象,不向社会报告疫情,据说是怕引起人们慌乱,不利于社会稳定,所以封锁消息,而且对于向公众透露疫情的医生加以训诫,指为“造谣”。其后果就是贻误了控制大疫爆发的黄金期,而民众由于不知情,便有四万人参加的百步亭万家宴,有百余万武汉人春节前走访外省外国,造成疾患扩散,数万人感染、数千人亡故,武汉等地封城。特别是武汉,千万人的特大城市,封城五十余天,这是空前的事情。各地停工、停产,国民经济损失数万亿元。这些严重后果的肇因之一,便是堵塞言路,这当然是一种国病。而我们的白衣战士犯难而行,李文亮等一批医生,早期发现新冠肺炎在传染,立即警示社会、向朋友报告。他们受到训诫、压制,但他们的行为不仅仅是在治病,也是在疗治堵塞言路的社会疾患。有人说,一个受训诫的眼科医生,其行为实际上是医治了千千万万双眼睛,让人们审视社会的疾患。李文亮等人堪称上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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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一例是钟南山院士。2019年12月31号、2020年1月8号,两批专家到武汉考察,都宣称新冠肺炎没有人传人、疫情可防可治,将疫情轻描淡写,一笔带过。这就造成了社会的麻痹大意。而钟南山1月18日来武汉考察,依据实际,宣布新冠肺炎人传人,疫情严重,应该立即封城。这才有武汉1月23号宣布封城。如无此断、此举,疫情的播散还不知道要严重多少。与那些不敢面对真实情況,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掩饰问题的人相比,钟南山反其道而行之,从客观事实出发,作出明智决断。这样才促成国家上下动员,发起全民性的抗疫总体战。钟南山、李文亮们的言行,昭显了从医病、医人进而医国的上医风范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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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克思1875年在《哥达纲领批判》中,对于第一国际时期的一位机会主义者拉萨尔展开批评。拉萨尔崇仰“国家至上论”,认为社会和人民应对国家唯命是从,国家决定一切。马克思谴责拉萨尔的这种论调,在《哥达纲领批判》中指出,“国家需要人民对它进行极严厉的教育”。不仅国家要教育人民,同时人民也要教育国家,而且是极严厉的教育。需要人民监督国家、指出国家存在的问题,这样国家功能才可以健全运行。马克思的论述有深远的意义。国家有管理社会的职权和功能,但是国家必须受到人民的监督。国家同任何机体一样,都有可能在这种时候、那种时候发生病患,不会永远健康。国家有了病患怎么办?人民有义务、有权力参与治疗。古之医和、孙思邈,近之孙中山、鲁迅、契诃夫,今之钟南山、李文亮,便是医治国家病患的上医。只有上医多起来,国家才能长葆健康,人民幸福才更有保障。   


二、商贾救亡

商贾即商人。行商坐贾,在外面经营的商人叫商,坐在店里面卖东西的就叫贾。 

“商贾救亡”,是读以下书引申出来的论题,其一是《左传·僖公三十三年》,其二是《吕氏春秋•先识览》,其三是《淮南子•人间训》,这几本书载有古代商人弦高救郑的故事。另外,我还浏览了《抗日战争史》和《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》,里面涉及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航运救亡的故事。然后联系今天抗疫中民营企业家的作为,综议商人的社会功能。

中国长时期处在农耕文明、自然经济阶段,有“重本抑末”传统。“本”指农业,“末”指商业。四民排列秩序是“士农工商”,商贾屈居末座,在雅俗两层面往往不受待见,这其实是很不公道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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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文明史全过程来看,商业和商人具有重要的、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。商业的功能,民众皆有体验,许多思想家都有阐发,特别是《史记•货殖列传》对于商业和商人的社会作用有翔实而生动的载述。可以不夸张地说:没有商业和商人,社会无法正常运转,文明无法进步。

举近代史上一例,可见商人的重要性。

清末,左宗棠力排李鸿章放弃西北的意见。李鸿章是晚清第一重臣,他认为国家积贫积弱,财力、军事力有限,当前战略重点在东南,因为西方列强从这里打进来,海防关系国家命脉。有所重视就须有所放弃,时下只能放弃塞防。李议似乎有道理,但是,不顾塞防、放弃西北又是危险的。左宗棠指出,海防固然重要,但是塞防一旦失守,丢掉新疆、甘肃,国防线就就要退到陕西,敌锋直逼中原。 故左宗棠坚主西北用兵,平定新疆的阿古柏叛乱。阿古柏在沙俄支持下要把新疆分裂出去,如果阿古柏得逞,中国就国将不国。左宗棠深知国家财政困难,但他认为西征必不可少。1875年,年过六旬的左宗棠率领楚军远征,平定阿古柏,保卫了占全国面积1/6的新疆国土。左宗棠的这一历史功绩得到时人及后人的高度评价。 

但是我们不要忘记、不可忽略,左文襄公在清末财政困难、军力疲惫之际,能完成耗资巨万的西征,得益于安徽商人胡雪岩的金融运作。胡雪岩筹措了5000万两白银以供军需,这是一笔巨大的资金,要知道,当时清朝一年的国库收入也不过1亿多一点。这样才使左宗棠西北用兵得以运作,取得胜利。可以说,如果没有商贾胡雪岩的金融运作,便不可能有左军收复新疆这样一次关系国家命脉的军事胜利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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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下商人无可替代的社会功能且不详表,即以商人在国家危难之际的卓异表现而论,可谓商人不乏足堪世范,令人肃然起敬。

下面讲两位商人的故事:春秋的弦高和近代的卢作孚。

第一个故事——弦高犒秦师救郑。犒,就是慰问、犒劳,弦高犒劳秦军以救郑国。          

春秋是一个诸侯争霸、列国兼并剧烈的时代,有齐、晋、秦、楚几个强国,齐桓公、晋文公、秦穆公、楚庄王都先后当过霸主。秦国和晋国这两个强国一直是竞争对手。 

公元前628年冬,郑文公、晋文公相继去世。被压制多年的秦穆公急欲争夺诸侯长之位,打算趁晋国国丧、无暇外顾的时机,与驻守郑都北门的秦大夫杞子等里应外合,偷袭郑国,在中原腹地打下一枚楔子。于是,争霸野心膨胀的秦穆公不顾蹇叔的反对,派遣孟明视、西乞术、白乙丙三位将领率兵远征。    

秦军偃旗息鼓,悄悄经过晋国南部,千里行军,至次年春二月经洛邑(今洛阳),不理会周王室,继续行至郑国近邻滑国(今河南偃师一带)境内,郑国危在旦夕。恰在此时,郑国商人弦高要到周王室辖地贩牛,途经滑国,见状大骇,分析秦军至此,必为图郑,然郑国上下仍浑然不知,且国都尚有秦军可作内应,乡邦必遭袭灭,遂急遣人归国报告。同时,弦高冷静分析,料定秦孤军来袭,并无十足把握,难免瞻前顾后。遂灵机一动,佯装作郑使犒劳秦军,秦人以为郑国有备,必引兵退却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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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意定后,弦高将自己打扮一番,献出自己准备拿到周国贩卖的四张熟牛皮和十二头肥牛,假称自己是郑国使者,前来犒劳秦军,并派人回郑报信。见到孟明视等三位将领后,弦高佯传郑穆公之命,正色道:“我郑国君主听说贵军将经过敝国,特遣我前来犒劳贵国将士。敝国虽一向穷困,但贵军将士行军在外,如果想要住宿的话,我们仍然可以为贵军提供一天的粮草,如果要继续行军,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个晚上的守卫。”弦高一番外交辞令,令孟明视等人深信其为郑使。秦人琢磨自己袭郑之事泄秘,郑国肯定已做好准备,强攻恐难获胜,于是就地把滑国攻灭,然后班师回秦,郑国得保平安。

弦高的事迹在《左传》首载,之后陆续见载于众多典籍,比较重要的是《吕氏春秋》和《淮南子》。成书于战国末年的《吕氏春秋》,记载内容几乎一致。成书西汉的《淮南子》则描述更为详细,加了两段内容。一补写——郑穆公认为弦高有存国之功,准备给予厚赏,弦高坚辞不受,带着随从迁居东夷,终生不返故地。二补写——弦高讲拒赏的理由:我是假奉郑君之命犒劳秦师,乃欺骗之举。若因此举而获赏,是郑国无信义,“赏一人而败国俗,仁者弗为也”。我认为这是汉代人的添加之笔,意在渲染儒家的仁德思想。这种思想言论,不可能发生在春秋年间。

弦高仅为一名普通行商,并无官职,也未受委托,非为谋取私利,国难前义字当头,为国家安全而甘愿令个人财富受损,救郑国于危难之间,有高尚的情操,对祖国和人民有深切的责任担当,成为历代商人的表率。唐代诗人吴筠在《宗玄集•郑商人弦高》中赞道:“卓哉弦高子,商隐独标奇。效谋全郑国,矫命犒秦师。赏神义不受,存公灭其私。虚心贵无名,远迹居九夷。”我们千万不要小看、更不要鄙视商人。

第二个故事是卢作孚民生公司航运救国。疫情禁足期间,在家浏览《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》。这本辞典由我作序,惭愧的是,先前只看过这部篇幅浩繁的典册的少数条目,这次方挑选卢作孚及民生公司诸条仔细拜读,即大为感佩,对中国商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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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作孚(1893—1952),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、教育家、社会活动家,有“中国船王”之称。他出身贫寒,经过艰苦努力,积攒了一定的资本,1925年发起建立民生航运公司,后来成为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航运企业。1953年12月,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,毛泽东议及中国民族工业时说:“讲到重工业,不能忘记张之洞;讲到轻工业,不能忘记张謇;讲到化学工业,不能忘记范旭东;讲到交通运输业,不能忘记卢作孚。”这段话可以成立。

20世纪30年代中期,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伐的加快,卢作孚开始为抗战做长江航运准备。仅1935年秋以后的一年半中,民生公司在上海订造的新船就达二十一艘之多。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,民生公司已拥有轮船四十六艘,总吨位一万八千余吨,为长江航线的战时运输打下运力基础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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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沟桥事变后不久,卢作孚前往南京协助草拟抗日战争总动员计划,并号召民生公司将一切工作迅速转移至战争轨道,集中宜渝线上所有的轮船,抢运川军数十万出川抗日,并组织撤退长江中下游的工业设备、物资和人员至西南后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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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8年10月23日,武汉沦陷前夕,卢作孚飞赴宜昌,坐镇指挥民生公司将物资和人员向四川撤退。

宜昌是长江咽喉、入川门户,当时拥塞着三万以上军公教人员和九万吨战略物资器材待运入川,卢作孚只收平时运费的十分之一,亏本营运。武汉会战,中国空军损失殆尽,制空权落入日军方面,民生公司船舶冒着日机轰炸航行,船舶、人员损失惨重。当时长江上游的中水位仅能保持四十天,此后较大的轮船将无法航行,而按照正常情形,民生公司在此期间最多仅能运送一万四千吨物资,运输压力十分巨大。卢作孚集中民生公司的二十二艘轮船和两艘挂法国旗的中国船,冒着敌机轰炸,不停往返宜昌与长江上游各港口之间。第一批上船的有卢作孚亲自护送进舱的几百名孤儿难童,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,摇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的情景,观者无不为之动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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囤积在宜昌的物资按照轻重缓急实施分段运输,除最紧要及过于笨重的物资直接运抵重庆之外,其余先抢运至万县等地,再接运至重庆。此外,卢作孚还征集一千二百艘木船参与抢运。最大程度利用四十天中水位时间,将全部待运人员和一半以上的物资安全运抵后方。随后二十天,民生公司又抢运了两万多吨重要的兵工器材,直至长江水位已低落至不能大规模运输,战时运输最紧张的一幕——宜昌大撤退才落下了帷幕。

此后,民生公司继续抢运物资。在整个过程当中,民生公司一共输送了部队和壮丁二百七十万人,弹药、武器三十余万吨,运送军粮十一万吨,对中国抗战贡献巨大。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中外史书尝称卢作孚指挥的宜昌撤退为“东方敦刻尔克撤退”,这样比拟有道理,因为它们是二战期间最重要的两次大撤退,为反法西斯阵营保存了有生力量,可以并辉千秋。但这个提法毕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,我以为应予修正,改为敦刻尔克是“西方的宜昌大撤退”,因为宜昌撤退在先(1938)、敦刻尔克撤退在后(1940),而且撤退物资人员的规模,宜昌在敦刻尔克之上,故比拟的主体应该是宜昌。

令人感奋的是,在时下的抗疫总体战中,多方豪杰慷慨,各路人士竞力,而民营企业员工是其中的一支生力军,民营企业家堪称卓越。以我们比较熟悉的武汉大学校友会中的企业家为例,便足以显见,弦高、卢作孚后继有人。这里略举几例。

如陈东升的泰康集团在抗疫中巨额捐款,贡献大批医疗器材。艾路明的当代集团巨额捐款,提供千余台呼吸机等大批防控物资,建方舱医院和康复驿站,改造提供六千七百张病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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阎志的卓尔集团提供大量医疗设备,建立七家应急医院、三家方舱医院,捐款捐物数亿元,旗下六家酒店为援汉医疗队员及在汉医护人员提供住宿及生活服务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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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家们身先士卒,率员工奋战第一线。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从古代、近代到当代的般般事例中,可以见得,商人,民营企业家,具有崇高的爱国爱民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。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向他们致敬!

(文章出自冯天瑜教授口述  胡新整理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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